法案的主要内容为：由政府资助的高校科研成果，所有权归高校，但高校应承担专利申请和技术转移的义务。

但实际情况是，任何一家公司均应将其经营成果和利益即利润以股利、分红的形式支付给股东，这不是赠与，而是义务。同时《公司法》关于刺破法人面纱而追究股东责任的规定也间接证明了股东要对公司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

笔者认为，这种权利更多是一种身份权，是平等个体进入团体后所当然享有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司被认为享有独立的人格，即法人或法律拟制的人，而股东也从对公司承担无限责任逐渐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有限责任。马俊驹教授在其《有关法人制度的理论和立法问题》讲座中表达了这一困惑[15]。给予对于公司法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公司作为股东代理人的理解，笔者认为，公司法人因具有拟制意志，当然可以享有权力能力（注意，因为法人并不享有权利，因此这里实际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这些均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要探讨的范围，并无相关性，不足以用来否定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代理法律关系。

尽管就代理权的性质，学者各执一词。在这个意义上，合伙企业也应该是法人。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正是这两种心理动因的综合作用。总之，法制应该具有温情的一面。如果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只具有一般性、不明确性的话，那么，该指示则将该规则具体化、明确化，成为可适用于该疑难事件的具体规则，这种指示已经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作出了明确解释。最后，对东川区人民医院作出处罚6万元决定。

法律得不到执行，并不是法律实施中的全部困境，它只是法律实施现实中的一面问题。但此种指责存在某种认识上的偏差，只看到了法律适用的一个方面。

鉴于朝阳医院愿意给李丽云家属经济帮助，法院认定可给付适当经济补偿，最终判决朝阳医院支付李丽云父母10万元补偿费，驳回其他诉求。在肖志军不签字事件中，不仅没有家属签字而且还有主管部门的不同意，医院和医生就不得不思量再三，最后作出服从规则的选择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在医疗救治中，救死扶伤无疑是最高和至上的准则，其他一切具体化的规则都必须从属于这一基本准则。这方面主要表现在：（1）关于行政处罚的抵抗权。

抵抗权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实施中的软与硬 法律为何得不到实施？法律的执行为何不能到位？一直是困扰中国法治建设的难题。这种先例表明：即使人命关天，医院和医生也不得违法救死扶伤。1935年的美国纽约大审的故事，与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事件有诸多相同之处，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不体现良心甚至无视生命的法律制度，必然走向它的反面。

古特，在来美国之前，曾是柏林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但如果从适用的先后顺序来看，一般而言则是下位法优先。

该严格执法的法律为何硬不起来？而本该体现温情和弹性实施的法律为何又软不下来？这不能不引起深思。法律的实施，应是一种常态的有效执行，无论软硬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变异。

纵观事件的相关报道，焦点是患者的丈夫不在手术单上签字，延误了抢救时机，最终导致孕妇与胎儿死亡。当规则与原则一致时，先适用具体的规则。相反，本应体现人道关怀和权益保障的法，诸如房屋拆迁、医疗救护、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法，其执行却似乎尤为严格甚至残酷。因而，在无法取得肖志军签字的情况下向主管部门汇报，将对该规定的判断权、解释权和适用权，交给了上级主管部门。二是如果擅行手术，一旦手术失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软法（得不到遵循和执行的法）和硬法（制度僵硬或执行僵化的法），同时成为法律实施的难题。

而德国则将抵抗权明确规定于《联邦德国基本法》之中。这是因为： 1.规则的适用与事件的联系度。

故，在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与不得手术的规则和指示之间，良心屈从规则，医生最终选择了服从规则和指示。（2）由于规则总是一般性陈述，在适用环境中其自身无法明确地表明是否适用于某一具体事实，针对具体事实，其含义只能依赖适用者的解释。

正是若干种偶然因素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悲剧的必然。[7] 五、抵抗权问题：规则的不服从 假若该行政法规作出的是禁止性规定，也无第3条之原则规定，即不签字不得手术，主治医生却无视该禁止性规定而断然采取手术。

四是关于税务机关对地方政府的抵抗权。当生与死一线间、需要打一场生死时速的速决战时，两条生命却在劝说、汇报、请示等各种复杂程序之中，在无情的制度和多种主体的利益博弈面前逝去。（1）关于会计的抵抗权。三是卫生局各级领导不签字不得手术的电话指示。

我国宪法还没有赋予公民以抵抗权，但是行政法领域的抵抗权已经存在。[3]在这一行政处罚案件中，如果当事人不献血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进入专题： 法律实施 抵抗权 规则 原则 。悲剧的发生，在他们看来主要是由于肖志军不签字、不合作而导致的（这也是法院的认定）。

古特租住的房东莫菲是个鳏夫，独自带着5个小孩，其中最小的吉米身患重病，但由于贫穷请不起医生。如，在此事件之前发生在云南昆明的医生献血救孕妇却受处罚的事件。

从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以及当时的情境来看，医生的选择也许是一种合乎自身利益和规避风险的最佳决定。但是，与之相对的另一面问题也在困扰着人们：为何有些法律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有时甚至以某种严酷的面目出现呢？当下，本应得到严格执行的法，诸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煤矿安全监管、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却表现出软的特性，难以执行。《行政处罚法》中有相关的规定。医生是医院这一组织中的一员，在医院没有明确可以动手术的情况下，医生擅自手术，一旦出现风险他将会承担若干不利后果。

对此，西方法社会学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解释视角：一种是工具性视角（instrumental perspective），认为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是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具体而言，在笔者看来可分为四类： 一是关于行政相对人抵抗权的规定。

因此，先按医疗机构或医生的理解，假设该规定是禁止性规定，则此种情况下不得手术。据此对于地方政府作出的无效免税决定或减税决定，税务机关可以拒绝执行。

二是从法律规定推出的若干结论之间没有明显的正误之分，各个结论都有其道理。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具体的规则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法律原则和精神。